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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政聚焦:对中国经济要有强烈危机感
发布者:铝箔包装  发布时间:2013-7-4 19:10:49  阅读:773次 【字体:

  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,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%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,但至今人们情绪仍较乐观,似乎未来维持7.5%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轻松实现。而我倾向于认为,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,从中长期看,7.5%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,到2020年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。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,但若无实质改革,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现实存在。

  以下让我们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几大要素:

  第一, 增长质量。

  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,增长质量形势严峻。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,资本形成也尚可,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,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。中国人口占全球18%,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%,但所消耗的石油、煤炭、钢铁、农药、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。

  如何改善增长质量?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。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部委办局的绩效考核,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核心。在这样的政绩观下,才会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,财政约束软化、投资冲动和数据追求等现象。地方政府公司化、债务子孙化、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,改变政绩观何其难!

  第二, 财政困境。

 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,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。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。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,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。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,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,地方财政在1994~2002年间拖累银行,在2003~2010年间依赖土地财政,此后至今则青睐于平台融资。自营改增之后,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,这在大国治理中极其罕见。

  目前的地方债务,银行贷款约9.3万亿元,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万亿~9万亿元间,债务余额大约15万亿~18万亿元。2012年底,地方税费收入6.1万亿元,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,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,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,财政困难越严重。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,2012年约有4万亿元,但其中1/3是相对透明的,2/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。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,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,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,值得怀疑。如果中央和地方、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,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。

  如何缓解目前的财政困境?

  一是重启分税制改革,在大致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分配财权。事权既有收也有放,例如军队和外交事权应上收。可考虑国地税机构合并、税费征缴后再分账入库。二是转移支付应一般化和透明化,大幅削减专项转移。三是将增值税合并为单一税率,并部分转为价外税。四是国债余额管理,改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。五是加速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税票系统建设,择机推出遗产税。六是将国债市场的对外开放,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优先的位置。

 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,有三点值得斟酌:一是关于市政债的发行,我持较为悲观的否定态度,如果没有类似地方政府破产这样的硬性约束,放开市政债将导致地方债务再扩张。那还不如中央财政代发成本更低和对地方的制约更为可信。二是资源税改革问题。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的税率并无疑问,但是否应提高对地方的资源税返还则应谨慎。中国是大国,各省资源丰富程度差异大,资源开发有早有晚,机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,比高额资源税返还更重要。三是目前企业税负已无法再加重,住户部门对财税的贡献度不足15%,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消费型、内需型转变,如何对住户部门实施有效的税收征管将成为重中之重。

  第三,国进民退。

  相当多的研究显示,过去10年,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,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。粗略估计,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元,2012年实现利润1.2万亿元,税收1.9万亿元。此外,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,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元。或者说,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元,负债率估计在80%~83%之间,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。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,杠杆率更高。依赖行业竞争优势,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,国进民退不断上演,产能呈整体过剩,过剩行业不仅仅涉及钢铁、煤炭、水泥、化工、有色等传统领域,也涉及到光伏、装备制造业、造船等新兴领域。这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,家电、纺织、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,目前的问题更为严峻。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、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、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。上世纪90年代末期,艰难的国企脱困和职工下岗潮曾引发普遍的讨论,如今持续10年的国进民退波澜不惊,折射出20年来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并不深入。

  如何应对国进民退的挑战?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新理念。政府自设企业在带来便利的同时,会带来更多问题,但便利是当下的,问题则是长远的。自上而下直接任命的官僚体制,决定了同样垂直的国资体系,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。也许改革需从以下方面入手:一是财政资金安排,逐步压缩和公共产品无关的生产型项目投资,加速公共财政转型;二是落实政府的出资人角色,将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以及国企的红利,逐步拨入社保体系,弥补历史欠账并缓解现有缺口的扩大;三是逐步切断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;四是明确限定国企的战略布局行业和范围,加速收缩和退出。

  当下则可暂从两方面入手:一是压缩央企的参控股层级,压缩乃至杜绝相互持股;二是压缩地方国企获得资金等要素的渠道。没有国企的合理定位和精简布局,对私营企业而言,加强行业垄断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,就可能是句空话。

  第四,房产泡沫。

  目前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,城市化率略高于50%,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,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。但如果谨慎观察,货币化、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。

  就货币化而言,在过去10年,M2余额增长约5倍,未来增长将逐步放缓。从2010年开始,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已进入个位数增长。假定未来商品房施工和销售面积年均增长6%。那么到2020年,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销售逾1亿套,2020年当年房屋施工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方米。如果考虑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设,问题就更为严重。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的阶段。

 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,尤其是对地方财政的冲击,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之后,收支如何再平衡。例如,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元,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万亿~5万亿元,很难想象房产泡沫对金融稳定能不产生冲击。

  那么,我们如何应对房产可能的泡沫化风险呢?

  一是应当意识到,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迁徙仍在推进中,但房地产已进入平台期,不能将京沪深广核心区的房价上涨,视同全国普涨的信号。同时也应看到,一线城市核心区房价和房租的上涨,是供求矛盾使然,并无行政良方可治。

  二是集约用地。目前,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失衡,工业用地用量过大,开发园区过多过滥的势头有所回潮。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为1.5∶1,其中工业用土约为5万~6万平方公里,用地占比为26%,远超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水平。

  三是保障房建设层次过多,过于复杂,宜简化为可售和公租两类,减可售、增公租。

  四是一些城市的建筑综合体已有明显的过剩迹象,应予警惕。

  五是对开征房产税要慎重。至少在我看来,加强个税和开征遗产税,较之房产税更为现实和平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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